刘擎: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

编辑:厦门177网 发布于2019-02-15 07:58

“有何胜利可言?挺住就是一切!”

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,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。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,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。

一年多之前,《经济学人》在年度展望中预告,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,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。”随后,《纽约时报》也有文章预言,“存在一种更深刻、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: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”,我们正在进入“混沌成为新常态”的时期。

正如被告知的那样,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。

辞典网(Dictionary.com)评选的年度词汇是“Misinformation”(误报信息),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“Toxic”(有毒的)。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,以至于“谷歌助手”(Google Assistant)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:“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”(tell me something good),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,集聚起正面的力量,来驱逐浓重的阴霾。

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。12月下旬,《经济学人》发表文章指出,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,原因则各有不同。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,入一种“无所不在的、险恶的衰落感”之中。

可见,在《西方的没落》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,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。“西方衰落论”或许从未衰落,而“历史终结论”似乎已经终结,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。但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,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: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,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,更遑论称雄天下。

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。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,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。放眼望去,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、幼稚无能,便是独断任性、堕落腐败。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,要么就在垂危之中。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,却如昙花一现,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。

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,“所有发生过的事物,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,我们无从追赶,难以辨认。”是的,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,而是深其中却无从辨识、无力把握,于是茫然失措。认知坐标的迷失,判断依据的错乱,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。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“挺住”的一种实践。

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

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,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。往年如此,来年仍将如此。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,各种思路形成“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:所谓“自由国际秩序”是否濒临崩溃?大国竞争如何避免“修昔底德陷阱”?美国对“高尚国家”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?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,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。世界局势扑朔迷离,专家学者莫衷一是,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。

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: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。《外交事务》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,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“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”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(Richard N. Haass)感叹:“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、也不具世界性,而且没有秩序可言”,可以“安息了”。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“修正派”和“拒绝派”的颠覆,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,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等议题应运而生。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,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,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,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。

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,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,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,是谓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,被《金融时报》选入“2018年度词汇”(Year in a Word 2018)系列,但并不是新名词。早在2011年1月,《纽约时报》对此发表评论,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创造的这一概念,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,如其标题所言:“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:有时结局不错”。时隔七年,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。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《Destined for War》,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。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,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。他试图论证,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,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,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。